文：曹长青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国力提升，“超美”，开始成为中国人的梦。提出“超过美国”的目标和理想并不错，但关键在于，要明白美国的价值在哪里？美国的标准是什么？然后才谈得上怎样“超过”。否则像五十年代以全民大炼钢铁的方式“超英赶美”，不仅是笑料，更可能给中国带来灾难。

中国如何“超英赶美”

一般中国人说“超美”，主要因为美国是大国，是强国；因此强调中国也要富国强兵，大国崛起，要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分庭抗礼。不错，美国是强国，而且是世界唯一超强，其国民生产总值世界第一，人均收入是中国人的十倍以上，年度军事预算七千亿美元，比全球其他十大国的总和还多。

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或者说是美国价值的结果。如果中国人不能了解和实践美国的根本价值，那所谓“超美”还会是毛式大炼钢铁的幻想，甚至灾难一场。

美国的根本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文件，一是《独立宣言》，一是《美国宪法》。前者确立了个体（而不是国家）最重要的价值：人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三大权利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任何力量都不可剥夺。而美国宪法的全部条款，其实质则都是强调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个人权利。

美国文化：“小河有水大河满”

美国人在政治辩论中，动不动就强调“建国先贤”怎么说，就是强调《独立宣言》和《宪法》确立的这些根本价值和立国之本。美国的自由、繁荣、富有、强大，都是由于保护了个人权利。道理很简单，只有个人权利被保障，人，才会有自由，才有想像力和创造力，才能成为强大的个人。而众多强大的个人，才能构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所以，个体主义（individualism）是美国文化、美国价值、美国文明的核心。

美国文化认为“小河有水大河满”，重视的是个人、个体主义、个人自由的能量。强调个体主义的美国哲学家、哈佛教授诺奇克（Robert Nozick）明确指出，“个人是唯一的实体，个人生命的存在具有绝对的价值；而社会和国家既非实体，也无生命。”

把这种哲学语言转成大白话就是：在任何社会，任何地方，哪段人类历史上，国家都是虚的，社会也是虚的，他们既没有生命，也不是实体；只有个人，才是实体的存在。

所以，个体是第一位的，而国家社会是第二位的。由此就自然导出，个人权利是最重要的。

诺奇克就提出“个人和国家”的关系问题，第一句话就断言：“个人拥有权利”，随后提出一个重要命题：“个人权利”留给“国家”多少活动空间？

诺奇克问的不是国家给个人多少余地，而是：个人权利为国家留下了多大活动空间。这种提问方式，就明确了个人和国家的关系：个人是根本，国家（社会）次之。不是国家社会有绝对权力支配个情愿，于是被监禁、谋杀、拷打，如昆德拉所说，在通往共产天堂的路边，修建了一座座“古拉格”。

染患“革命激情梅毒”的一代

在别林斯基的战友中，赫尔岑是最独特的一位，他曾重视个体自由，但晚年的赫尔岑仍回到斯拉夫主义。

在俄国出生、后在英国任教的以赛亚‧伯林在其《俄国思想家》一书中说：“在俄国，赫尔岑是革命运动的先驱。”编辑了该书、并写了导论的英国学者艾莉‧凯利（Aileen Kelly）则说，赫尔岑相信“俄国农民的本能，将导致一种比西方和社会主义都优秀的社会主义”。

赫尔岑这句对俄国农民的歌颂，典型地代表了俄罗斯知识份子对农民的盲目崇拜，把俄国农民视为最纯正、最敦厚、最原始（没被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污染”）的拯救俄罗斯的力量，甚至吹捧成世界的救星（挽救“腐朽没落”的西方文明）。

正是这种对俄国农民的民粹主义的高歌，为后来列宁高举均贫富大旗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思想和文化基础。

俄国知识份子中的复古派，对别林斯基等左翼极为反感。托尔斯泰把他们称为“方向错误，智力薄弱，而妄图大成之流”；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说：“赫尔岑的想法和生活模式，几乎一无是处”。

但复古派开出的药方，却是俄罗斯至上的斯拉夫主义，认为只有俄国的东正教才能拯救西方的没落文明。

在普希金铜像落成典礼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致辞说，普希金代表俄国的民族特征、俄国灵魂、俄国人最有能力实现人类一体的理想；斥责西方资本主义是“压榨”，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足取，西方社会根基脆弱，崩溃在即；只有俄罗斯才是最伟大的，“灵魂圆融、精神统一、活力清新”，才能拯救世界。

这种种族主义论调，跟后来希特勒的德意志民族最优秀、德国才能拯救世界，没有本质不同。

索尔仁尼琴是“集体主义者”

当时俄国的这两大派知识份子，互相敌视，但根本点却很一致，不仅都崇拜农民，认为俄罗斯至上，视平等高于一切，同时都反对西方的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甚至拒绝议会制民主，向往社会主义，要建成以农民为代表的强大俄罗斯，以拯救世界。

即使后来亲身体验共产暴政的索尔仁尼琴也完全是这种思路。索氏写出《古拉格群岛》揭露共产铁幕，并坚定反共。但他开出的药方，仍是万变不离斯拉夫、俄罗斯至上。

这位狂热的东正教徒在1973年《致苏共领导人信》中，痛斥美国民主是“荒唐胡闹”，西方科技是“罪恶之源”，流行音乐是“污水”，西方文明“陷入绝境”；提出俄国应该“实行比共产主义更为民主的专制政治”。

同样在俄国出生，后到美国的知名哲学家、畅销书作家安兰德（Ayn Rand）痛斥说，索尔仁尼琴“反西方，诋毁西方文明，他是古老的沙文主义回响——斯拉夫主义。”索尔仁尼琴想要的，“是用东正教取代马克思主义，把俄国拉回到彼得大帝之前的状态”。“索尔仁尼琴是极权主义的集体主义者”。

但即使对索氏如此怒斥，1982年去世的安兰德，也不会想像到，一生致力反共、批判斯大林暴政的索尔仁尼琴，晚年（1994）回到俄国后，竟写小说歌颂斯大林是“伟人”，因为那个独裁者曾建立“使整个国家开始向未来奔跑”、与西方抗衡的“强大俄国”。

应不计代价 避免俄国覆辙

以安兰德在《致新知识份子》中的分类，别林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索尔仁尼琴等，都是误人子弟、伤人害命的“巫医”。

伯林认为，因为俄国知识份子没有向世界提供什么价值。只有总结人类教训时，才会想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群魔》。安兰德甚至对她的出生地痛斥到如此地步：“俄国是一个偶然的文明污水坑（Russia is an accidental cesspool of civilization）。”

今天，中国知识份子想要强国，甚至超美，其根本之路，应是借鉴英美式的重视个人、保护个体权利的思想价值和经验，也就是信奉古典自由主义，以“个体主义”价值为核心！而最不应该的是效仿斯拉夫至上式的民族主义、群体主义、甚至东正教专制的所谓“俄罗斯道路”。

正如艾琳‧凯利在伯林的《俄国思想家》导论“复杂的慧见”中所说：“俄国如有任何有益世界的教训，那就是：世人应不计代价，避免其覆辙”。

（文章来源：作者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