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和平独树一格 诺奖发人省思
文学奖罕见颁予新闻从业 新创文体揭独裁体制下的社会【看中国记者万厚德综合报导】诺贝尔奖最受普世所关注的3个奖项：文学奖、和平奖与经济奖，分别于8日陆续出炉，结果当然也一如此前的出人意料。其中文学奖罕见地颁给了新闻从业者而非传统文学家，由描写后苏联时期及苏联解体后人民生活点滴的白俄斯记者维拉娜‧亚历塞维奇获得；和平奖得主则非全球一致看好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或教宗方济格，而是由促使突尼斯免于茉莉花革命后陷入内战危机的“突尼斯全国对话四方集团”获得；经济奖因范畴辽阔本就难以预测，因此，英国学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出线，也就无所称奇。
超越新闻 标志纪实文学新流派
出身于白俄罗斯这样一个独裁政权国家的亚历塞维奇，毕业于明斯克大学新闻学系，她曾于数个地方报社担任记者，后来在明斯克担任尼曼文学杂志的特派员。无惧于当局的恐吓威胁，秉持记者良知的亚历塞维奇用与当事人访谈的方式写作叙事文学，撰写了介于纪实和小说之间的“乌托邦之声”（Voices of Utopia）系列作品，纪录了苏联后期与后苏联时期各项重大事件，包括二次世界大战、阿富汗战争、苏联解体以及车诺比事故。亚历塞维奇笔下看似口述历史，但写的不是历史事件，而是当事人复杂情绪的新创文体，让世人看见这些历史事件所映射出众多情感的世界，深化了人们对整个时代的了解，也充分展现出这个时代的痛苦与艰困。诺贝尔委员会在颂辞中表彰亚历塞维奇“如音乐作曲般的复调叙事写作，为当代的苦难与勇气树立了一座纪念碑。”
瑞典学院院长丹纽斯（Sara Danius）说，亚历塞维奇以近40年的时间研究前苏联人民，但她的作品不只是关于历史，更关乎“某种永恒，对永恒的一瞥”。瑞典学院常任秘书戴纽斯（Sara Danius）说，她的写作已经超越了新闻，标志纪实文学的新流派，“借由她独特的写作方法－缜密组成的人类声音拼贴，亚历塞维奇加深了我们对整个时代的理解。”
亚历塞维奇以饶富情感的笔触写出有关二战与车诺比核灾的作品，早已蜚声国际。她运用新闻写作的技巧和文学的笔法，以第一人称的方式，透过目击证人的话语记述这些恐惧，作品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并多次囊括国际文学大奖。不过，她系列作品中的“The Boysof Zinc”（“锌皮娃娃兵”，1990年）因解构了关于阿富汗战争的迷思，揭露当局所急于掩盖的真相，而触怒了军方与共产党，在1992年遭受当局政治法庭的审判，后因国际人权观察组织的抗议而中止。
而她的独立报导和批判风格，也让她与1994年开始掌权的独裁者亚历山大．鲁卡申柯关系不佳，在鲁卡申科的长久统治下，亚历塞维奇以俄语写成而充满争议的作品，受到严格政治审查未曾在她的祖国出版。在遭受到鲁卡申科长期打压下，她不得不于2000年离开自己的国家，在接下来的10年间曾辗转居住在法国巴黎、瑞典哥德堡和德国柏林等地。
2011年，亚历塞维奇回到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但仍处处受到限制。在白俄罗斯她不能上电视，不能进电台受访，不能与读者自由交流，也不能自在地出版作品，“如果有哪家出版商有意出版我的作品，没多久这家出版商就会出现财务问题”在得奖后面对媒体询问“得奖后最想做什么事？”时，多年来遭到政治打压的亚历塞维奇一吐怨气地说：“我最想知道，这下子鲁卡申科（白俄罗斯总统）还有什么话好说？”
乌托邦之声 揭前后苏联的真实社会
“乌托邦之声”（Voices of Utopia）系列作品的第一部，是1985年她所出版的第一本著作“战争的非女性面孔”（War's Unwomanly Face，1988年出英文版）。她以多年时间，采访曾参与二次世界大战的数百名女性，透过许多个人的观点描写前苏联时期的生活。
1986年著作“车诺比的悲鸣”（Voices from Chernobyl，馥林文化出版），描绘车诺比核灾后果。她以10年的时间对超过500位幸存者进行访谈，并将这些访谈以独白的方式呈现，钜细靡遗的写实描绘，使这场悲剧读起来像世界末日的童话，人们坦白地述说著痛苦，细腻的独白让人身历其境却又难以承受。
1990年作品《锌男孩：阿富汗战争的苏维埃悲歌》（Zinky Boys: Soviet voices from a forgotten war），叙述1979至1989年间苏联在阿富汗的战争，写下失去儿子的母亲们的悲伤。书名由来是，当时战争时期常用镀锌的白铁棺材装载尸体，这些在家乡的母亲等待战争结束归来的孩子，远远望着一列列的白铁棺材，心里忐忑不安，害怕自己心爱的孩子成了白铁棺材里的男孩。
2013年的《二手时间》（Second-hand Time: The Demise of the Red (Wo)man），则是“乌托邦之声”系列最后一部作品。她以散文检视苏联共产政权垮台20年后留下的心理余毒。此最新作品同时还荣获法国梅迪奇奖（Prix Médicis）。
和平奖：缔造突尼斯多元民主体制
今年的和平奖呼声最高的，莫过于打破欧洲紧闭的大门，让欧盟广为接纳难民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去年也是诺贝尔和平奖热门人选之一，而今年他的超高人气，让他再度成为和平奖候选人之一的教宗方济各。然而最终揭晓的，却是突尼斯的“全国对话四方集团”（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
突尼斯位于北非地中海滨，人口近1,100万，98%属穆斯林，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民主风潮的起源地，也是风潮最盛6国（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巴林）之中，唯一民主转型尚称成功的国家，从修宪、国会选举到总统选举，表现可圈可点。然而，此一过程却是惊滔骇浪，在强权垮台的政治真空期，复杂的教派纷争与各方政治势力的角逐，使得突尼斯社会动乱日渐扩散，政治暗杀事件频传。
2013年7月，突国政坛因左派要人布拉米遇刺身亡而陷入反对党抵制国会的危机，全国也因此濒临内战边缘。为挽救此一危机，突尼斯总工会（UGTT）、突尼斯工业、贸易及手工业联盟（UTICA）、突尼斯人权联盟（LTDH），以及突尼斯律师公会等该国公民社会中的4个重要组织，联手组成“全国对话四方集团”，在充当调人与民主力量上扮演重要角色，成功让突国从伊斯兰主义政府过渡到技术官僚组成的临时政府，在筹备新大选的协商中主导对话，为跨政治立场与宗教信仰的公民、政党与当局之间的和平对话铺路，让国家在短短几年之内建立宪政体制、不分性别、政治理念与宗教信仰保障全体国民基本人权，使得突尼斯不但是北非与中东的一系列人民集体推翻长年独裁者的“阿拉伯之春”的领头羊，更是该运动中民主转型最成功的国家。
和平奖委员会女主席费芙说，许多国家的民主奋斗陷入停滞，但突尼斯却证明，只要放下自身利益、思考民众与国家利益，民主奋斗依然可能。委员会对于该团体获奖的颂辞是：“他们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之后，对于缔造突尼斯的多元民主体制做出决定性的贡献。”诺奖的这项选择显然是希望为许多近年陷入严重动乱的穆斯林国家（例如叙利亚），建议一条实际可行的民主转型道路。
突尼斯的民主仍然脆弱，也正面临许多政治、经济与安全方面的挑战，从近年几场伤亡惨重的恐怖攻击就可以看出，其民主体制遭受的威胁并未消失，反动力量随时会强烈反扑。新任的突尼斯总统艾塞布西称，此奖形同认可突国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后所选择的“共识道路”，尽管在意识形态上存有歧见，但突国除了对话别无他法；ＵＧＴＴ主席阿巴希则说，希望和平奖能让突国人团结面对目前面临的首要与最重要挑战：恐怖主义。
经济奖：剖析个人消费 引领总体经济
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奖，颁给了见着于消费、贫穷与福利分析的英国学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与国际事务教授迪顿（Angus Deaton）。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经济政策的设计目的在于提升福利、减少贫穷，因此人们首先必须了解个人的消费选择，而迪顿在这方面贡献卓著。他的研究详尽探讨了个人选择与累积效应，在个体经济学、总体经济学、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等领域影响深远。
他备受推崇的3个研究核心成就分别为：
一、消费者在面对不同商品时如何分配花费。他与同事米尔鲍尔（John Muellbauer）于1980年共同开发估计不同商品需求的系统。
二、1990年针对社会收入中的消费与所得间的消长连结研究。该项研究清楚显示个人资料的分析，是分析解读总体资料的关键，并成为当代总体经济学广泛采用的作法。
三、评估开发中经济体生活水准与贫穷程度的研究成果。这项研究在家户调查的协助下起始于1990年并延续长达数10年之久，他以个别家户消费的水平来解析经济发展背后的机制其可靠性有多高。在比较不同时期与地区的贫穷状况时，他的研究除了揭示了一些贫穷与福利关系间重要的陷阱外，也让经济学家了解如何巧妙的运用家户资料，以助于探讨收入与热量摄取关系、家庭中性别歧视状况等议题。
经济奖的颁发，为2015年的“诺贝尔奖周”画下句号。今年的诺奖很精采，相信也引发了世人对普世价值更深层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