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瑞典拆迁看中国“拆迁市长”
文 / 茉莉英国BBC的纪录片《中国市长》《The Chinese Mayor》，讲述大同前市长耿彦波在大同拆迁修城墙的故事。此片在中国被禁播，瑞典电视台却买来转播了好几次。我了解了导演的拍片意图，读到一些翻墙看此片的中国观众的网上反应，也读到瑞典观众对“中国市长”的批评与指责。
令人惊奇的是：一位在中国人眼中大刀阔斧致力于城市建设的“好市长”，在瑞典人看来他全都做错了，而且错得不可原谅。一个瑞典观众看了该纪录片后，在网上发表了一句冷峻的评语：“中国离民主还很遥远！”
恰好，此时瑞典正在迁移该国最北的一个城市──基律纳（Kiruna）。同样是非常棘手的城市拆迁，在专制国家里，被拆迁人的权利遭到漠视并被剥夺，而在民主国家里的被拆迁人权利受到极大的尊重。笔者因此想要比较一下，二种不同制度下的拆迁，展现出怎样不同的理念与操作程序。
中瑞观众对耿市长评价二极
《中国市长》获得2015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纪录片竞赛单元评委会近距离接触奖，还出席了日舞电影节。制片人赵琦对记者谈到他拍摄此片并到海外展映的目的，说：“尽管目前中国查办很多贪官，但不代表整个中国政府官员都是腐败的，也有真正为百姓做事的好官。”他认为海外观众不太了解中国，大部分透过新闻看到的都是“负面消息”，会对中国产生偏见。制片人希望能通过该纪录片给世界呈现出真实的中国人生活面貌。
耿彦波所做的事情，被一些中国文人赞誉为“前无古人”。2008年，耿彦波担任大同市市长，上任不久便大胆宣布了一项辉煌的计画：在有着1600年文明的大同市，推行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保护工程，将古城内所有的现代建筑都搬迁出去，以恢复传统的城市格局。
耿彦波本人则是一副典型的中国传统“清官”形象。他穿一双落满灰尘的旧皮鞋，亲自到工地探查；他任劳任怨工作不顾家，以致妻子到会场吵闹；他亲自处理下层官僚导致的种种问题。
就在耿彦波的宏伟计画不断推进时，2013年2月，上级突然来了一纸调令，把耿彦波调到太原任市长去了。
尽管备受人民的敬仰与爱戴，“好市长”耿彦波在离开大同时留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首先是他拆迁了50万人的居民房，其中不乏居无定所、倾家荡产的上访户；其次是大同耗资上百亿的造城工程烂尾，有些地方形同“鬼域”；再次，是他为大同留下30亿美元（上百亿人民币）的债务。
纪录片一开头，就出现一片硝烟滚滚如战场般的拆迁工地。50万大同人世代居住的数千栋房屋，一下子就哗啦啦地给拆掉了。中国官员雷厉风行的强势作风，把生性谨慎的瑞典人吓坏了。一个看完纪录片的瑞典朋友对我反复念叨说：“这是hemskt！”（可怕的）
一切都让瑞典人匪夷所思，他们因此向我提出不少问题：“谁给耿彦波这么大的权力拆掉50万人的房子？”“这样拆迁城市，有没有专家论证其必要性，有没有征求人民意见？”“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居民没有安置好住房？市长考虑过拆迁可能遇到的风险吗？”“市长太太怎么能够到工作场所吵闹呢？她丈夫的问题，应该在自己家里处理。”
中国人一般不会提出瑞典人这样的问题，因为中国官员的传统是“为民父母”，而民主的瑞典则是“民为父母”。中国老百姓没有基本的公民权利，只能将自己与城市的命运寄托于一、二位清官。他们被耿彦波拆城修墙计画所描绘的美好前景所吸引，相信这位市长会“爱民如子”、造福一方。由于耿市长在大同人心中的形象无比魁伟，因此少有人去深究其作法的合理性。
在民主的瑞典，一个城市是否应该拆迁？怎么拆迁？只有市民才是决定这一切的主人。因为人民是当家作主的“父母”，市长只是“公仆”而已。因此，耿市长那种“兵贵神速”的强拆强迁作风，在瑞典人看来是不可以容忍的“羞耻”（我的朋友玛格丽达语）。
为什么耿市长的作为会被瑞典人视为“羞耻”？这是由瑞典人的价值观决定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指出：“正义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价值”。西方的“程序正义”原则源自古老的自然正义法则，是对公正行使权力的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耿市长所做出的公共事务决策，在瑞典人看来没有依照“程序正义”的原则，因此大错特错。
“程序正义原则”里有一个核心思想，即：“任何人在受到不利影响之前都要被听取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