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北欧二十年 下
六四25年来，很多中国精英经历了从反抗专制到驯服回归的变迁，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集体现象了。当年那个血腥屠杀人民的暴政，如今创造了令他们骄傲的经济奇蹟，一些国内知识精英成为名利场上的既得利益者。在当今中国，不少当年跟我们一起振臂呐喊的同伴，后来做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与专制政府“和谐”了，反过来轻蔑仍然坚持理念的海外流亡者。流外丧志和异乡守志
如此看来，人在异乡的流亡者似乎“被抛出了历史”，以语言和思想为业的流亡知识分子不像学理工科的那样容易在海外谋生，因此更感郁闷与失落。近年来，多位流亡者或老或病、客死他乡，其他一些人也逐渐感到灰心，逐渐丧失昔日的理想和情怀，丧失其影响力。
历史对中国流亡者的讽刺实在太大了。面临如此巨大的窘迫与困惑，流亡者将如何能够持心自守，怎样能守住自己的初衷与理念呢？这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
赛义德曾说：“流亡是道德的坚持。”。我一直把前东欧国家的流亡者当作榜样。在冷战时期，几乎每一个逃出黑幕的东欧知识分子，都是一个与专制抗争的人。每当母国发生了什么，他们都有道德义务，去表示自己的态度，就这样，他们充当了国内无法发出声音者的代言人。
在互联网时代，流亡者可以不再缺席，甚至可以做到“流亡中的在场”。那就是利用互联网，跨越国界地获取一切关注母国的信息，以新的视角思考母国的问题，在网络等公共领域里传播民主自由的理念，揭露专制的弊病。
我到瑞典后，和各国逃来的难民一样学瑞典文，在瑞典母语中心长期担任教职。在业余时间里，我尽力为国内人权受害者呼吁，为海外杂志写专栏。
最初我参加瑞典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在欧洲各国演讲中国政治犯和死刑的问题。在互联网普及之后，我参与了网上人权呼吁运动。我也是较早去印度达兰萨拉访问达赖喇嘛的汉人之一，十几年来撰写了大量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在台湾允晨文化出版了《山麓那边是西藏》一书。
在中国我因街头演讲入狱，二十年流亡，我在异国他乡仍然扮演“街头斗士”的角色，因为我认为，获得自由的人有义务为不自由的人争取自由。
我曾多次在中国驻瑞典大使馆门前举起释放政治犯的标语抗议，还曾在台北101大厦门前，独自举著释放大陆政治犯的标语，抗议来访的中共官员陈云林。最难忘的一次是， 1996年江泽民访问挪威。当时我应国际特赦组织之邀，前去演讲中国人权问题。在奥斯陆维格朗雕塑公园，江泽民在离我只有七、八米的地方下车，我冲上去大喊：“平反六四！释放魏京生！”
流亡的惊奇与乐趣
人们常用这样一句话形容流亡者处境:“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流亡者获得了自由，却丧失了自己赖以立足的根基。
其实，一个人如果没有探究过天空，他也就很难真正认识脚下的大地，不懂得天空之奥妙，大地对他也就不成其为大地。凡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以求知为乐趣的人，离开故乡更能获得观念和思维的自由解放。
我定居瑞典后，经常受到“惊奇”之感的冲击，那是一种全新而有趣的心理体验。我吃惊地发现，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原来可以有另外一种角度，社会原来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治理。在允晨文化出版的《瑞典森林散步》一书里，我写下自己在惊奇之后的一些思考。
流亡的好处就在于此：获得新的眼界，新的思索，新的距离，让人看到在自己的家园看不到的东西，有了一种比较的思维方式。
例如，我在离开中国之前听到一个消息，说武汉有一个小女孩失踪了，她的母亲到公安局派出所，要求警察为她寻找女儿。这位母亲得到的回答是：公安局缺少这种寻找失踪小孩的经费，小女孩的母亲必须交纳5,000 元人民币的费用，他们才愿意帮助寻找。
二十年前，中国一般工薪家庭很少有这么多钱。而我到瑞典不久，在我居住的北方小城，也发生了一个黑人小女孩失踪事件。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天上的直升飞机、地上的警车包围了失踪地区，还有四百个瑞典志愿者手拿长棍子，在积雪的森林里搜索寻人。从那天起我懂得了，什么是北欧国家的人道主义。
这种人道主义是瑞典打造高福利社会的理念基础。一个基于自由、权利平等的福利国家，借助市场经济，实现其公民团结互助的理想，这只能在深受基督教和启蒙运动文化影响的欧洲社会中产生。
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生
这样看来，被认为是命运不幸的流亡，却可能给人正面的补偿。凡是认真观察世界的人，都将在流亡中获得双重的视角，拥有两种文化：祖国文化和流亡所在地的文化，就不再会简单而孤立地看问题。
流亡者带着旧的传统文化和观念，有了新的文化或观念作为对照，就可能在比较中寻找智慧。
我因此学会观察瑞典和欧洲政治文化现象，从其与中国政治文化的差异出发，加以比较，在文章中直指中国在制度上改革的可能性。
在中国国内那些飞黄腾达、非富即贵者的眼中，我们这些流亡者已经落后于时代了，没有赶上中国经济繁荣的那班高速列车，没有赚到大钱，在异国他乡也没有功成名就。我们被国家封杀，被公众遗忘，可以说是人生的失败者。
但如果我们不以占有多少物质财富来衡量人生成败，把人生视为一个过程，一个由种种经历构成的过程，那么，我们流亡者无疑拥有苦乐夹杂的、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生。正如前苏联流亡诗人布罗茨基所说：“对于一个有个性的人，对于一个终生视这种个性高于任何社会角色的人来说，……做一个民主制度中最后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貌似成功的陪葬者或者大文豪。”
不为乡愁所击败的人
无论流亡如何使人生丰富多彩，它毕竟是悲凉和无奈的，这是人为的悲剧。因此，波兰流亡诗人米沃甚把流亡比喻为“一种疾病”。他在《流亡笔记》中写到：“接受流亡为命运，如同接受一种不能治愈的疾病。”
这即是说，流亡者要有一颗平常心，接受人生的缺陷。
这种接受不是简单的认命，而是要非常顽强地移植自己，在异乡孤绝的处境中置之死地而后生。
前面已经说过，对世界有好奇心、愿意思考的人，在流亡中可以享受到求知的快乐。同时，对文学的热爱，诗情的丰盈，也能帮助流亡者填补思乡思亲的空虚，弥补灵魂的枯竭。
曾流亡巴黎的俄国流亡作家爱伦堡说：“感谢诗情对平庸生活的拯救。让我在流亡的岁月里，也能看见蔷薇色的天空，浊绿的河水。”我不太会写诗，但瑞典一望无际的森林，星星点点的湖泊，那种清新的自然之美，令我这异乡人感动得热泪盈眶，也激发了我的诗情，我因此撰写了不少描绘北欧风土人情的散文小品。我觉得自己足够幸运，在北欧，我用写作构筑了新的心灵家园。
过去我曾长期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民族自治权利，在瑞典只是教书谋生而已，很少参与居住国的政治生活，忽略了民主国家的制度监督。自去年秋季以来，我发现我工作多年的母语中心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种族歧视现象，于是我自学瑞典法律，在瑞典朋友的帮助下，与教师工会合作，展开了长达大半年的维权抗争。
今年十月，我获得市教育局的正式道歉和十万克朗的赔偿金，有十八位移民教师因为我的抗争而转为正式教师，更多的移民教师给提高了工资。只有在瑞典这样一个制度健全、保护雇员的民主国家，我这样的流亡者才能成功地对抗一个市政府，维护自己和其他移民教师的权益。
总结我二十年来的流亡生涯，可以用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一句话：“有何胜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我知道，我也可能像王若望、刘宾雁和戈扬等前辈流亡者一样，终生不归，默默地客死他乡。但是，一个弱小的个人面对逼迫自己流亡的强大专制政权，可以用坚持不懈的言说，顽强不屈的抵抗，使自己不为流亡的乡愁所击败的人。2014年12月完稿于台北（文章来源：《中时电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