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北欧二十年
从中国广东大鹏湾，乘一艘偷渡的小快艇，十五分钟就到了香港。蛇头把我扔在香港郊外的荒山野岭上，就这样，我的漫长的流亡生涯开始了。那是1992年10月，身为中国政治犯的我结束牢狱生活不久，因为接受法国记者采访，协助拍摄长沙的劳改监狱，被迫逃往他乡。
那时我的心情忧虑、茫然而无助，类似于藏传佛教所说的在生与死之间的“中阴阶段”。脚下的故土已经失去，一个旧我已经死去。但我不知道新的归宿在哪里，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我，不知道一个新我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岁月荣枯，星河转换。绝望与希望交织，不幸与幸运同在。在有家有国不能归的漫长流亡途中，我在各种不同的人性要求之间煎熬，在亲情与个人尊严、公共责任之间挣扎。时光无情地溜走，流亡者就这样老去。
我为什么流亡他乡
在1989年5月之前，我在中国湖南邵阳师范专科学校（现为“邵阳学院”）中文系教书，过著教书、带孩子的平静生活。1989年5月北京学生绝食时，平时对政治没有什么兴趣的我，看到北京学生绝食，不由得着急起来。那一次，我不顾学校对教师的禁令，跟着本校学生的游行队伍上了街，才走到市中心，记起上小学的孩子要回家吃中饭，就半途退回，买菜做饭去了。
到了五月二十六日，我仍然和前些日子一样，夹着课本到空荡荡的教室里晃一下后，乐得清闲，就去办公室给女友打电话，约好去某个商店买衣服。放下电话，碰上我的两位学生，一位姓黄，一位姓周。
这两个学生是本校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他们刚从本市广场示威回来，满腔激愤。富有诗人气质的黄对我说，他们准备上北京去自焚，因为李鹏政府下达了戒严令，用军队威胁要求民主的学生，他们两个决定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去殉中国的民主事业。
我顿时吓坏了。结结巴巴地，我努力劝说他们，说爸爸妈妈把你们养大多么不容易，你们应该珍惜生命。但两位年轻人决心已下，我的劝说无效。慌慌张张我跑回家里，和丈夫商量，决定要对那两位学生的生命负起责任。带着钱包我就往火车站跑，追上了那两位学生。呼啸的火车把我们带向已经被军队和坦克包围的北京。
一到北京，我们就加入了大游行的队伍。此后，两位学生在天安门广场支起红色的小帐篷，挂起写着学校校名的旗帜。看到他们的情绪已经稳定，我就放心了。我住到朋友家，每天在广场、北大等地东看看、西瞧瞧。
在北京的那一个星期，给我上了生平第一场民主政治课。虽然我出身黑五类，在文革时期饱受政治迫害，但我以前几乎是一个“政治白痴”。在北大等地阅读一张张激动人心的大字报后，我明白了什么是民主，什么是人权。我这个后知后觉的人，在当时有了被启蒙之感。
五月底的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已经大都换成外地学生了，几百面鲜艳的旗帜招展，非常壮观。我的学生这时已经增加到五人，我每天去广场给他们送盒饭。有时间我就一个一个帐篷观望。看到一些大学生坐在那里看书，问他们为何不回去。他们说，要等到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召开，让军队撤出北京，他们就回校参加考试。
那些男女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青春朝气，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六四屠杀发生，我在发表强烈谴责李鹏政府的演讲时，眼前就闪现著那些年轻大学生的身影。
在北京的后几天，我听到中国政府的大广播播送一个公告，劝告各地大学生回校。公告说在六月三日之前回校的师生，旅途一律免费。我看学生们在广场扎营多天，日晒雨淋已经够艰苦，暂时看不出会有什么结果，就说服他们跟我回去。六月一日下午，我拉着五个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一路免费乘车回湖南。
回家之后发生的事情，后来记录在《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里，即我在六四前后多次发表谴责李鹏政府的演讲。1989年12月24日，我的案件在湖南邵阳工运人士李旺阳之后开庭审判。
因为李旺阳只是普通工人，当局给他重判了13年刑期，开庭时听众寥寥无几。勇敢无畏的李旺阳，在法庭上仍然谴责李鹏政府镇压学生的罪恶。在狱中，李旺阳长期遭受酷刑。入狱23年后李旺阳出狱，却在医院里“被自杀”。他的命运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
而我因为是高校教师、知识分子，对我的审判在湖南邵阳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我因此只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判了三年。在法庭上，我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做无罪辩护，上千听众（包括学生和市民）激动地为我鼓掌。自我开庭之后，有关方面规定所有政治犯都不许开大庭公开审判，只能开选择听众的小庭。
后来我那毕业于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央政治大学的老父亲为我上诉，他说:“你们在判决书里只例举了我女儿的五句话，就给她判了三年刑。”判决书中作为我的罪状的几句话是：“法西斯政府对人民的血腥镇压”，要“修一座更加高大、更加壮丽的民主女神塑像”。“要以李鹏政府下台的捷报，去祭奠烈士的英灵”等等。
1992年我出狱后不久，接受了法国一个记者队的采访，揭露监狱政治犯的情况。结果，采访我的记者在北京被拘留，录像带被没收。香港的人权组织通知我立即离开中国前去香港。我到香港一开始在九龙的餐馆里洗盘子，后来做时事杂志的编辑。半年后我攒了一点钱，让丈夫和儿子按照我原来的偷渡路线逃出来。1993年10月底，我们一家作为难民被联合国难民署送往瑞典。
流亡的苦涩与悲哀
有人说，坐牢的痛苦在于其不可承受之重。流亡的痛苦在于其不可承受之轻。实际上也不都是如此。在初入狱时，我曾企图自杀抗议，绝食、割腕都失败了。最后我学会了适应环境，在长沙女子监狱时，我担任女犯教师，办起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班，当时还很有点成就感，因为我在女犯人中培养了一批人才，给一些犯人和他们的亲属带来生活的希望。
而流亡北欧，从一个压迫人的专制国家流亡到自由的民主国家，应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但现实却并不如人们想像的那样轻松。离开祖国的流亡者，语言不通，举目无亲，很快就会遭遇到陌生、隔膜与孤寂。
就像是一棵树，将自己连根拔出熟悉的土壤，在陌生的土地上重新栽培，其适应的过程不乏艰难苦涩，就像中国人说的“橘逾淮为枳”。在陌生的语言环境里，流亡者往往很难融入当地的社会与文化，都有一个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
例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他原来热爱旅游探险，自认为是世界主义者，后来为逃避纳粹而流亡英国和巴西，虽然很受移居国的欢迎，但被迫的流亡，很难成为一种快乐的安居。
茨威格在流亡中痛苦怀念过去的欧洲，忍受不了缺失感的折磨，最后自杀而死。我所居住的瑞典北方小城有一位伊朗难民，他也忍受不了流亡的孤寂，自杀而死。很多流亡作家、艺术家因为与故乡阻绝而痛苦万分，因此书写了很多泣血的回忆。流亡文学因此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的现象。
在中国肮脏的女牢备受煎熬之时，我曾经蜷缩在狱墙一角，阅读托尔斯泰的名著《战争与和平》。
书中的主人公彼埃尔说：“没有一种生活，人在其中，是完全自由和幸福的；也没有一种生活，人在其中，是完全不自由和不幸福的。”即使在监狱里，我还可以不屈不挠地抗争，在自己熟悉的语言文化中找到生命的价值。但一旦流落异国，我是永远的离乡背井，永远的放逐者与边缘人。
也许我可以这样概括：在流亡之前，我们被体制的牢笼所压迫；在流亡之后，我们被自由的虚空所围困。
曾经在1948年的中东战争中成了难民的美国文学理论家萨义德说过：“流亡想来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但体验起来却是可怕的。它是强行在人类与其原居地、在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的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缝：其根本性的悲哀是永远不能克服的。”
在我1993年底到瑞典避难之前，一些“六四”后出国的流亡者已经开始回国了。中国流亡者曾经获得世界最多的关爱，有些人甚至曾在法国隆重的国庆大典上登上了观礼台，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和礼遇。但在轰轰烈烈之后，不少人忍受不了异国的清苦和寂寞，开始向中共当局表示悔意要求赦免，以各种方式回国了。
流外丧志和异乡守志
例如，曾经在八十年代以“反叛诗人”成名的北岛，他在1989年1月组织了33人联合签名，要求邓小平释放魏京生，希望当局改善人权。这次签名被认为是1989年学生运动的开端。但在欧美流亡多年回国后，北岛摇身一变，公开而高调地和中共高官一起，出现在官方的诗歌节上，荣任为“和谐盛世”助兴的嘉宾。前不久，北岛还在杭州诗歌节系上了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一种中共极权意识形态的符号），舆论哗然。这种缺乏自尊的妥协和输诚，显然是利益所致。
（下期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