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教室 北大附中最令我怀念的地方
北大附中的美术教室在老教学楼三楼的西翼，非常宽敞，足以容纳几十人。1987年我们上高一时偏巧在这个被称为“初中楼”的老楼上课，所以跟美术教室很近。因为我在初中时已经开始素描训练了，一进北大附中，我就向老师打听附中有没有美术小组，于是我认识了附中的美术老师何秉钊，成为了美术小组的唯一一个组员。不管怎样，美术小组开始活动了，就陆续又有一些其他年级的同学参加，每到周五下午，几个同学会在这里围着聚光灯下的石膏像画画。不久，附中举办了一次学生绘画展，正巧我在何老师的辅导下，画出了有生以来第一张胸像写生，就拿去展出。让我没想到的是，这次绘画展后，所有比较好的作品都被送到了日本，参加了全日本高中生的美术作品展。好几百件作品，只有北大附中的这批画是来自中国的。之后我们每个参展的学生得到了一本来自日本的画册，看到自己的画作为中国作品被印在其中，非常欣喜，这真是莫大的鼓励。
之后，我更加认真地画画，美术小组的活动我从来不落，而且总是早来晚走。何老师索性给我配了一把美术教室的钥匙，让我为大家开门关门。成了美术教室的“门房儿”，我去画画就更方便了。下午放学了，太阳还高高的，同学们在校园里进行各种课外活动，我经常一个人到美术教室去，画上两个小时再回家。好大一间教室，只能听到我的笔在素描纸上滑动的沙沙声，我沉浸在那黑白空间的静谧氛围里，寂静中没有寂寞，而是空灵。就像古代的儒生学习前都要打坐静心学习才会收获大，在独自绘画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培养出了忘我的专注和持之以恒的定力，绘画技巧突飞猛进，经常在下一次的美术小组活动时让老师高兴一番。
按从小的志向，我进入大学学习建筑学。大学的美术教室和附中的差不多大，但现在是四十多位同学合用。我们的素描老师是当时刚在国际上得到第一个雕塑大奖的中国人，水彩老师是国内的水彩画名家。要想得到这两位高师的认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有了在北大附中这段坚实的基本功训练做基础，很快两位老师就注意到我并给了我更多的指点。于是在同学们还在苦练绘画技法和为形象不准确苦恼时，我已经在琢磨画面的意境和如何表达了。画如人生，这其中也体会出一些为人之道。老师给我的画大多打了“5留”的成绩，是满分，而且要留在学校做低班同学的范画。
按照系里的规矩，学生毕业时可以取走自己留在学校的范画，但当我毕业找老师要画时，老师却不愿给我。老师说，所有学生中，只有我的画和我的一位同班同学的画达到了专业美术院校的水平，这样的画在建筑系实在少有，要我把画捐献给学校。
老师提到的另一位同学出身美术世家，画得自然好，但是做设计时经常浪漫有余，理性不足，常让设计课老师感慨：可爱的她应该去上美术院校。而设计做的比较好的学生又很少有画画得最好的。这似乎成为了一种思维上的矛盾。但这两件事对我是圆容的一体，互为补充。我的美术素养不但使我培养出好的审美观，帮我作出优美的设计，还能使我用最美好的方式去表达理性的设计。我平时的成绩不必细说了，我为学院获得了全国首届大学生建筑设计竞赛（全国建筑学专业学生大三都参加的竞赛）的第一名。可以同时把设计和美术都学的最顶尖，这在我的学院里没有这样的先例。
但是如果反过来想，就不难解释这件事。我是北大附中的毕业生，在附中，有很多功课出色又多才多艺的学生。国内的教育体制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北大附中不可能完全不受这些约束，但是附中的确尽最大的可能给学生们提供了最宽泛的空间和最好的条件，让我们可以比较自由的向各个方位发展。试想，全中国有几个中学生能有这样的机会在才画出第一张石膏像时就得到送国外参加大展的激励？这样的机会大概只有在北大附中才有吧。全中国能有多少高中生能在一间大大的美术教室里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恐怕是数得出数的。在一个注重培养人的能力的环境里，当然有很多能在各方面展现才能的同学，同时也让我看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同学们的表现对我也是很大的激励，我暗自佩服大家，自己也就更加努力。
现在想来我在中学学到了什么？那些曾经背得烂熟的公式和定律以后学习工作中基本没有用，都还给老师了。那时为能解开一道道难题而自以为聪明，现在看来不过都是少年时代的智力游戏。但是在美术教室里几乎是一个人度过的那段时光，对人却是一种培养，熏陶出的外在的气质和内心的素养才是可以伴随一生的。
当初选择上北大附中是一个非常感性的决定，因为我住在附中东墙外，经常在阳台上看同学们在校园里活动，我希望能成为这些人中的一个。从附中毕业后的生活中，我才逐渐真正体会出那里的环境和同学都是多么的可爱和珍贵。如果再来一次，让我做一个明明白白的选择，我会仍然选择北大附中做我的学校，选择我的老同学们做我的同学，并且满怀感激和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