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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
阿列克谢耶维奇 前苏联悲惨时代纪录者
文/陆晶靖
沉寂多年的俄语文学终于出头了。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书在十几年前就进入了中文世界,那时候没有引起什么反响。1985年,她的第一本书《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被翻成中文,1999年,翻译家高莽(笔名乌兰汗)和田大畏也翻译了她当时的两本最重要的纪实文学作品《锌皮娃娃兵》和《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的纪事》,结为一本,收入《新俄罗斯文学丛书》。
悲惨时代的纪录者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这套丛书了。现在她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能找到的也还是只有这三部。她最新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二手时代》(Secondhand-Zeit,2013)在第一时间被译成德语,但至今都没有英文版和中文版。
斯维亚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生于1948年,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母亲是乌克兰人,这两个国家如今都和俄罗斯关系不好,但阿列克谢耶维奇认为,她的写作从未离开苏联,她是个在苏联成长起来的作家。
当了几年记者后,她写出了第一本书《那时我正要离开村庄》,结果被禁止出版,因为书中太多地批评了苏联的户籍制度:村庄居民不准擅自离开到城市里定居。后来她也不想出版这本书了,因为觉得“太像记者写的”。
在尝试了各种文学体裁后,她转向了如今的这种写作方式,她称之为“文献文学”。她的作品读起来像报告文学,但似乎又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它们太厚重,太沉郁。更准确地说,是口述史。
《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
1981年,阿列克谢耶维奇用5年时间写完了《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发在一本文学杂志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本书奠定了她独特的写作风格,她跑了两百多个村庄,采访了数百名曾经参加和被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里的苏联女性,战士、游击队员和后勤人员,整本书就由这些采访构成。
这些女人的生活和命运都曾被二战剧烈地改变,但在战争结束几十年后,都没有人曾经像她一样关注这个问题。
如她自己所说,战争是一种男性气质的东西,正因为如此,那些被卷入其中的女性才面临着更大的痛苦:要承受与她们体力不相符的搏杀与劳动,并且在战后被忽视。
当然,和她的第一本书一样,这本书没有给她带来好运气,尽管获得了文学界和普遍好评,官方依然指责她站在反苏言论一边,给伟大的卫国战争抹黑。她很快就丢了工作,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改革,这本书才得以出版,结果一解禁就在国内卖了200多万本,官方忽然又开始喜欢她,发给了她共青团国家奖(Komsomol StatePrize)。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苏联得奖。
她写书的速度很慢,每写一本都要耗费数年采访数百人,经整理和筛选后只有很一小部分被写进了书里。到现在为止,她一共也就出了6本书。而且她笔下的题材太不讨喜,阿富汗战争、苏联人民的自杀问题、切尔诺贝利、苏联解体……尽管她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35种语言,也在欧洲获得了很多的奖项,在她的祖国白俄罗斯,依然没有什么人知道她,因为官方禁止出版她的书。卢卡申科上台后,原来被选入教材的部分也被删除了。
1998年,阿列克谢耶维奇在莱比锡得了奖,她把所有的奖金都用来买自己的《切尔诺贝利的祈祷》的俄语版本,并且把这些书走私进白俄罗斯。政府更不喜欢她了,指控她是CIA的间谍,家里的电话也被窃听了。从2000年开始,她接受来自其他欧洲国家的资助,在巴黎和柏林居住。在完成了她最新的一本《二手时代》之后,她于2011年冒险重新回到自己的故乡明斯克,此后一直居住在那里。
《锌皮娃娃兵》
与许多苏联作家不同的是,阿列克谢耶维奇离官方意识形态很远,似乎从来就对集体、爱国、自由这些大词汇抱有距离感。即便如此,她对《战争的面孔不是女性的》也不十分满意,尽管已经关注了默默受苦的女性群体,已经足够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她依然觉得这本书与苏联军事文学的正统走得太近,似乎一切的苦难因为卫国战争的胜利,都具有了意义。
直到《锌皮娃娃兵》写成,她才真正成为一个成熟作家。在男性的战争文学中,英雄主义、自我牺牲和浪漫情怀占据了大部分的叙事篇幅,即便残酷性也被少量地展现出来,但不过是前面这些主流价值的佐料。而《锌皮娃娃兵》完全展现了战争的无意义与荒诞,以至于很多当事人无法接受,甚至写信和打电话来骂她。
从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到1989年2月戈尔巴乔夫把军队完全撤出,这场从未宣战的战争打了将近10年,时间上比卫国战争多出一倍,伤亡人数至少有5万(阿:“这个数字可以相信也可以不相信,因为大家都都知道,我们是巧于统计的”)。
《锌皮娃娃兵》写的就是这场苏联国土之外的战争,一个超级大国深陷战争泥潭无法自拔,而对内却宣称这些20岁左右的年轻人是去执行共产主义任务,到阿富汗帮他们修建道路、医院和学校……阿列克谢耶维奇抵抗住了这种传奇题材对于一个作家的诱惑,即在修辞、结构、人物上动脑筋,以求制造出戏剧性来取悦读者。她认为在如此残酷的战争面前,这样的手段是虚伪和廉价的。这本书秉承了极简主义的风格,没有中心人物,没有结构,标题都是类似“一位母亲的话”、“一位司机的话”、“一位中士侦察兵的话”这种格式。
在《锌皮娃娃兵》中受访的那些士兵、军医和辅导员,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来对了地方。对于苏联来说,这场战争可能被宣传为崇高的,但只要来到战场,用不着别人告诉你,所有神圣之物在几天内就都瓦解了,接下来人们就得面对崇高的另一面:毫无意义的丑恶和残酷。
战争头几年,国内的士兵们在踏入阿富汗之前,没有人知道那里正在发生什么事,他们的亲属朋友觉得战争很远,直到锌皮棺材运过来,除了亲友之外的人们也还没有意识到真相。有一些刚学完卡车驾驶技术的年轻人说他们受了骗,军队和他们说帮助收割庄稼就可以开上新车,结果飞机直接飞到了阿富汗。
在国内,报纸上说没有战争。军事浪漫主义不断在毒害年轻人,许多人觉得国内的生活庸碌平淡,以为阿富汗充满了革命浪漫情怀,甚至主动报名参军。结果当听到子弹打进人身体的时候,除了恐惧并没有什么别的感觉,连声音都是轻轻的,如同击水般。
阿列克谢耶维奇不同意索尔仁尼琴的看法,战争不会使人精神世界里的任何部分变得高尚,只会把人变成某种“非人”。人们开始习惯杀戮,甚至开始庆幸死的不是自己。死的人变成胳膊、腿和肉皮,侥幸活下来的人麻木不仁,还有些满脑子都是杀死别人。
一个将要返回苏联本土的准尉说:“以后我可怎么活呀?我总想杀人。”另一个人回到苏联之后,却又整整一年不敢上街,身上没有防弹坎肩,头上没有钢盔,肩上没有冲锋枪,活像光着身子,随时都怕别人从哪里冲出来杀死自己。在餐馆里,服务员站在他背后点菜,都能把他吓得半死。
小人物的带血的历史
人们很容易变得虚无,因为杀戮和遵守命令不需要思考,因此在很多时候,怀抱理想主义来到这里的人理智很快就降低到动物层面。满脑子英雄主义和男性气质的人也可能同时是流氓。
在营房里,老兵抢走新兵的钱,新兵要给老兵洗袜子,甚至舔干净,可是打起仗来,这些老兵又冲在前面掩护新兵。士兵们冒着生命危险,而给他们的医疗是最差的,设计缺陷和粗制滥造使得那些来自本土的供给几乎无法使用,任何缴获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都比苏制的好。
“苏联士兵是最廉价的士兵,1941年如此,50年后依然如此……”生存本能与欲望占了上风。既然国家欺骗了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也玩点把戏呢,士兵们从食堂偷走刀子、勺子,从汽车上偷走镜子,从别人那里偷走奖章拿到黑市卖掉,甚至连子弹都可以出售:一梭子子弹换一套化妆品。
他们不怕良心谴责:那些子弹事先用水煮过,根本射不死人。但也有人直接拿AK47来换两个录音机和几条牛仔裤。黑市和国家都可能带来好处,在这个意义上,两者几乎差不多,士兵们盘算著国家会给的抚卹金、住房、好药、假肢和家具,他们团结一心来谋求这些。没有什么战友,没有什么舍己为人的英雄。
开始军队给士兵发少量的伏特加。后来没有酒了,人们去喝含有酒精的防冻液,结果中毒。阿富汗人卖给苏联士兵毒品,后来干脆白送。士兵们经常去阿富汗市民那里嫖私娼。失望透顶的人拿钱贿赂医务人员,喝下肝炎患者的尿,也有人拿枪打掉自己的手指,都是为了告别战场回到家乡。
运锌皮棺材的飞机同时也运茶叶、牛仔裤、皮毛、手表,而到了海关,遇到腐败的工作人员,还会把士兵拿命和道德换来的一点儿 “战利品”收走。
回到家里,亲戚们来问:日本录音机呢?羊皮衣服呢?有些女人能够从战场上带回来这些,甚至还有勋章,因为她们主动跑过去,成了军官的情妇。而那些从事医护工作的女兵,和士兵一样,得了肝炎、疟疾,还要承受骂名,没人愿意娶阿富汗回来的女人。
有人回国了,甚至还想返回阿富汗。因为在苏联的土地上,没人瞧得起他们,讥笑他们是“阿富汗人”。国家不许他们谈论阿富汗的惨状,苏联人民对此一无所知,而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和日常生活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退伍士兵和日常生活之间有巨大的隔阂,他们流的血没有意义,而其他人在本土过得很好,有人还发了财。他们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住房。社会和国家都忘记了他们,至少正在忘记他们。而那些深谙苏联社会本质的父母,从开始到最后,都一直处于绝望当中,和孩子们说什么?告诉他们来自国家的召唤毫无意义?所有的孩子都是在那样的教育中成长起来的,根本听不进去。
阿列克谢耶维奇所写下的,是亲历大事件的小人物的带血的历史。在官方纪录和大众媒体中,历史的这些部分都被隐去。书稿面世后,一位在阿富汗领兵6年的将军也写了一篇长文指责她过于关注战争的负面,而忽视了士兵们的忠诚、刚毅和勇敢。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意外的是许多受访人无法接受自己的话被写成书面文字,这似乎把他们的创伤永远定格了。有些父母无法接受自己的孩子参与了一场残暴而无意义的战争的事实,一次次把阿列克谢耶维奇告上法庭,甚至声称不需要她笔下的真实,她们有自己的真实。对于失去孩子的那些父母来说,生活在那种真实中,至少能获得一点安慰。
残酷是所有人都不愿意面对的,阿列克谢耶维奇在采访完一个士兵后7年再次见到这个人,那时他已不愿提起任何当年的事,还反问女作家:“你那些书有什么用?那些书太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