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建政之后，当局就开始破坏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文明道德和历史文化；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这种破坏进入了高潮。
　　1966年6月1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年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8月1日至8月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
　　8月17日夜，北京红卫兵拟写了大字报《最后通牒——向旧世界宣战》，宣布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8月18日，官方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并举行集会。当天，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8月19日，“毛主席的红卫兵”在北京首先开始了大规模的破“四旧”运动。北京市第二中学的红卫兵在街道上贴出《向旧世界宣战》的大字报，高呼“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要批判、要砸烂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北京红卫兵发起了疯狂的破“四旧”运动，并很快蔓延至全国，一时间，中华大地上无数的文物古迹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中华传统文化遭受了一场浩劫。
　　各地的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都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一时间，全中国的书画,雕塑,建筑,艺术品都被当做“四旧”破除毁坏，损失远超于八国联军烧毁圆明园。全国基本没有受保护的文化遗产。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份，孔子被后世尊为孔圣人，上至帝王宰相，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孔圣人尊崇有加。
　　自鲁哀公立庙祭孔开始，汉高祖用儒家的礼节制定朝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唐太宗追封孔子为文宣王，到清圣祖康熙大帝手书“万世师表”四字于曲阜孔庙等等，历朝历代对孔子都有追封或祭祀。

　　1966年10月间，中央文革“红人”戚本禹指使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头领谭厚兰去山东曲阜“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率领两百余名红卫兵来到曲阜，联合曲阜师范学院红卫兵，发动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声讨孔夫子。孔府被封，孔林苍松古柏被伐，坟被扒墓被掘，三孔书籍化纸为灰，无数石碑被砸被拔。
　　1966年11月28、29日，连续两天，数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大会向毛泽东“致敬电”：“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拉了出来，‘万世师表’的大匾我们摘了下来。……孔老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被偶像被我们捣毁了……”
　　对文物的破坏，是破“四旧”的重要部份，红卫兵们冲进北京的大街小巷，大肆破坏焚毁珍藏于各家各户的文物。在短短的20天左右的时间里，北京就有11.4万多户被抄家。北京名学者梁漱溟家被抄，其曾祖、祖父和父亲三代珍藏的书籍和字画，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历史学家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
　　破“四旧”运动开始后，很快蔓延到上海、天津和全国各大城市乃至农村，就连僻远的人烟稀少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按照中国大陆官方原总理周恩来的说法，上海“抄了十万户资本家。” 

　　据统计，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人家被抄，散存在各地民间不计其数的珍贵字画、书刊、器皿、饰物、古籍丧失于火海中国中。
　　连家族宗谱也被视为“四旧”。只一个湖北通城县焚毁的十万余册古书中，就有一万四千五百八十本是民间家族宗谱。据不完全统计，文革期间，仅北京全市就有各类文物53万8千件被毁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著名的古建筑群被当成“四旧”而遭到破坏。 圆明园遗址再次遭到破坏，建筑基址和山形水系仅存轮廓。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并刨挖陵墓内存物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

　　仓颉庙多处石碑被毁，陵墓遭刨挖。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庙被拆毁，高大的大禹塑像被砸烂，头颅齐颈部截断，放在平板车上游街示众。西藏大昭寺主奉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被捣毁面目。

　　安徽和县乌江畔项羽的霸王庙、虞姬庙和虞姬墓，香火延续两千年至今日，“横扫”之后，庙、墓皆被砸成一片废墟。霍祛病的霍陵也受到破坏。香烛、签筒被打烂之外，霍祛病的塑像也毁于一旦。颐和园佛香阁、智慧海被砸，大佛被毁。王阳明文庙和王文成公祠两组建筑（包括王阳明塑像）全被毁平。
　　书圣王羲之的陵墓及占地二十亩的金庭观几乎全部平毁，只剩下右军祠前几株千年古柏。文成公主当年亲自主持塑造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塑像（安放觉拉寺）被捣毁。合肥人代代保护、年年祭扫的“包青天”墓，也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