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本轮人事调整中脱颖而出？

2015-01-07

中国官员人事调整

人民日报

辞旧迎新，中组部忙得够呛。

除了专项整治超职数配备干部，消化15800多名副处级以上领导职数，还要马不停蹄地和省部级“大员”进行谈话，对他们蹲的“坑”进行调整。

最近一段时间，一位政治局委员和十余位省部级干部都进行了工作调整，力度之大，实属少见。有人说，民众认识高级领导干部，有两个窗口期，一个是反腐落马，一个是职务调动。显然，这次调整，让聚光灯下，出现了不少“新面孔”。

都有什么调整？
不妨先来看看，在各个省市，聚光灯下都有哪些“政治明星”，都有哪些省部级以上官员进行了工作调整。

姓名	原职务	现职务
孙春兰	天津市市委书记	中央统战部部长
阎庆民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助理、党委委员	天津市副市长
曹宇	国办秘书二局局长	银监会副主席
梁田庚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河北省委常委
陈海波	沈阳市市长	黑龙江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
李军	贵州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海南省委委员、常委、副书记
刘赐贵	国家海洋局局长	海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
蒋定之	海南省委副书记、省长	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
曾万明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	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
张超超	山东省政府副省长	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府党组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
唐良智	武汉市市长	成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陈一新	温州市委书记	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
杜航伟	陕西省公安厅党委书记、厅长	陕西省副省长
刘杰	山西省公安厅厅长	山西省副省长
努尔·白克力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
雪克来提·扎克尔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代理自治区主席
穆铁礼甫·哈斯木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具体来说，有升任的，比如陈一新和杜航伟，都是新晋省部级序列；也有平调的，比如陈良智（武汉和成都属于副省级城市，党政一把手为副省级干部）和梁田庚。陈海波、曾万明、张超超虽然级别未变，前后都是副省级（沈阳也是副省级城市），但都进入了省委常委一级，等于是“升任”。

而调整的具体原因，也各有不同。但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反腐拔出了萝卜留下了“坑”，一个是正常调任带来的空缺。前者，比如河北原组织部长梁滨落马后，省委常委空缺一人，梁田庚长期从事组织工作，相信，除了河北省委常委，有可能还会任组织部长一职；后者，比如今年8月，哈尔滨原市委书记林铎调任辽宁省委常委、纪委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出现空缺，陈海波正常“补缺”。当然，也不乏与两者都有一定程度关联的。比如，广州原市委书记万庆良落马后，广州市委书记由天津市原副市长任学锋接任，空缺出来的天津市副市长，由阎庆民调任。

有何具体特征？

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分析一个群体，往往有助于洞察吏治思路。

需要注意的是，此次调整之前，还有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在京召开，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一个是中办印发《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以下称《规划纲要》），为未来5年的党政领导班子建设定调。

苗蒂落下的瓜，才是最甜的；真正落地的政策，才是最有效的。会议召开了，纲要印发了，将会议的精神、纲要的要求落实到选人、用人，任用、考核，才是最重要的。怎么看是否落实了？当然就得看选什么人到什么位置，关键职位用什么样的人。这次的人事调整，是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中办印发《规划纲要》后的第一轮调整，自然是贯彻基本精神，这也是为何极具观察意义的原因。

梳理此次调整，这些脱颖而出的人，有着三个共性。

首先，极其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且各级历练很完整。没有一定的历练，不熟悉基层的工作，把阶段的调动看做为下一次提拔镀金，这样的干部怎么可能安安心心为国家操劳、为百姓打工。相反，在历练上，无论是新晋省部级序列的干部，还是升任副省级多年的干部，都相当完整。比如陈一新和杜航伟，从官方简历上看，均未出现过跨级提拔，都是由最基层的科级干部开始干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步走上副部级。

习近平在去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就曾批评“刚提拔，板凳还没有坐热，又想升迁”的现象，直问“这样的人靠得住吗？”同时，还指出：“成长为党和国家的中高级领导干部，需要经过必要的台阶、递进式的历练和培养。”习近平强调，干部成长，不能唯台阶论，但必要的台阶却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干部成长的一个基本规律。《规划纲要》更是明确指出，要“注重选拔经过多岗位锻炼、实际工作经验和领导经验比较丰富的干部”。这次调动中贯彻的中央用人思想，您读懂了么？

其次，异地任职和交流任职增多。不仅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增多，既有中央向地方输出干部，比如阎庆民、曹宇和刘赐贵；也有地方向中央输送干部，比如孙春兰和努尔·白克力。同时，地方之间的干部交流也增加了不少。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陈海波和唐良智，他们均是副省级城市的党政一把手，却无一例外，去另外一个城市担任要职。据统计，副省级城市中，无论是市长，还是市委书记，由本地晋升的比例均超过四分之三。已经调整的副省级城市党政一把手中，任学锋、陈海波和唐良智无一例外，都属于异地交流，而非本地晋升。

从落马的“一把手”来看，本土晋升的很容易滋生山头主义和团团伙伙，拔出萝卜带出泥。异地交流，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从制度上遏制山头主义、团团伙伙和结党营私。

最后，年轻干部得到选拔任用，形成一定的干部梯队。此论调整，几位副省级干部，基本上属于60后，只有陈一新是50后，但也是1959年出生，接近60后。而最小的张超超，更是1967年出生。但是这些年轻干部，都在基层“墩过苗”、担过重担。正与习近平所强调的“优化干部队伍年龄结构”“使班子形成合理的梯次配备”一致。当然，年龄并不是决定性因素，正如《规划纲要》所指出的，“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

要知道，德与才，才是一个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

责编: Li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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