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主权移交20年 经济奇迹背后的哀愁
2019-12-27

澳门主权移交20年,从过往的小渔村,变成“东方拉斯维加斯”,人均GDP跃升至世界第二,澳门也连续12年“全城派钱”,但繁华背后,澳门人真的幸福吗?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19日)抵达澳门,一下飞机,就盛赞澳门主权移交20年来的成就,让北京政府感到自豪。

习近平说:“澳门回归祖国20年,取得的成就和进步令人自豪,祖国人民和中央政府,也都感自豪。澳门未来发展未来的蓝图,需要我们共同去描绘。”

澳门20年来的成就和进步,都有哪些?

20年间实现经济奇迹 人均GDP世界第二

先来看一些经济数据,20年前,澳门的经济总量是518.7亿澳门元,但到了2018年,这个数字就变成4447亿澳门元,增长7.5倍;财政收入从1999年的169亿澳门元,增长至2018年的1342亿澳门元,增长7倍;人均月收入中位数,就从1999年的4819澳门元,增长至2018年的16,000澳门元。

然而要说澳门最亮丽的成绩,当数人均GDP,从1999年的1.5万元美元,增长到2018年的8.3万元,增长4.5倍,目前位列世界第二,仅次于欧洲小国卢森堡。然而相较之下,澳门只是一个土地面积33平方公里,人口总数67万的小城。

这样的成绩,无疑是一个“经济奇迹”,主要得益于蓬勃的博彩业。2002年,澳门政府开放博彩经营权,引入外资公司进入澳门发展娱乐事业,打破了以往单一营运商垄断的局面,当时适逢中国内地开放居民港澳“自由行”,带动澳门博彩业高速发展。截至去年底,澳门共有41家娱乐场,成为“全球第一大赌城”,赌业规模甚至已超过美国拉斯维加斯,博彩税收入占了政府总收入近八成。

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澳门政府也不吝啬,从2008年起,澳门政府连续12年,向所有澳门永久及非永久居民派发现金分享,金额亦提升至永久居民每年一万澳门元,非永久居民6000澳门元。

但这样的“现金分享”,又是否真的能让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像习近平所说的,“幸福感愈来愈强”呢?

富可敌国 新一代澳门人幸福吗?

28岁的澳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苏嘉豪,是澳门史上最年轻的立法会议员。2017年他参选的时候,政纲之一,就是要推动澳门 “永续发展,安居乐业”。

苏嘉豪说:“年轻人第一,在安居的问题上很困难,这个不需要多谈,没有一个安心的容身之所,其实就会连带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乐业’,如何安居乐业。”

翻查资料,澳门主权移交以后,楼价拾级而上,加上澳门开放投资移民,吸引大批中国内地买家到澳门“炒房”,同时换取澳门居民身分,澳门楼价以十年升十倍的幅度上升。虽然投资移民政策在2007年被取消,而楼价也在2014年开始见顶,但已经被抬高的楼价,却再也回不去,年轻人收入的增长,远远追不上楼价的增长。

而除了安居乐业难,苏嘉豪认为,澳门产业单一,年轻人无法从事自己对口的专业、无法实现自我价值等,都让这一代的澳门年轻人,慢慢失去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

苏嘉豪说:“很多回归后的客观发展,都会削弱这个城市的归属感,比如我们人口政策的失败、过度的发展,比如是旅游业。大家赚的钱好像多了,但生活质素好像下降了,这是很矛盾的结果。有很多外来的人口,移民又好、外劳(外地劳工)、旅客等等,都不断在冲淡本地独有的文化、历史的建筑、很多生活的方式,这些都是年轻人关心的,本地文化的保育。”

“全球第一大赌城” 花可百日红?

苏嘉豪表示,目前澳门政府就是单靠亮丽的经济数字去管治,无视其他深层次问题,但他担心,单靠博彩业支撑的澳门经济,是否可以让澳门“永续发展”。

苏嘉豪说:“这些数字有很多不确定的前景,经济周期有起伏,靠赌场(支撑经济)是否可靠?尽管近十年北京多次重复所谓『经济多元』的要求,但无论如何多元,都无法摆脱『赌场是政府老板』的现实。可以看到靠这些数字去维护著的稳定,它的脆弱程度,所以这是从数字上看到,未来有很多暗涌。”

事实上,2015年中国政府厉行打贪后,澳门的博彩收入一度连跌19个月,虽然后来止跌回升,但就为澳门经济敲响了警钟,也让社会反思博彩业过度发展带来的后遗症。

苏嘉豪说:“ 这些急速的经济发展,根本没有一个澳门人估计得到,以澳门社会的规模,其负担及制度,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和考验,基本上大家都心知肚明,我们的城市和制度完全无法应付这样的发展,所以衍生的问题就很多。钱多了,监管的制度追不上,可能就有很多贪污腐败,利益输送。以往葡国人也会贪,但现在贪的可能是几十倍、几百倍。”

“商人政府”利益输送 政制发展停滞不前

澳门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区锦新表示,澳门主权移交20年以来,澳门政府一直是一个“商人政府”,向商界利益倾斜,亦经常被质疑有“官商勾结”、“利益输送”之嫌。

观乎澳门特首的选举办法,400人的选举委员会中,有120人来自工商及金融界,而由于澳门社会一直被各种亲中社团把持,选委当中亦不乏和商界有利益关系的社团人士,因此选出的三任澳门特首,包括何厚铧、崔世安,以及新特首贺一诚,都被质疑和商界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目前澳门立法会33个议席中,只有14席是由直接选举产生,剩下的19席,是间选及官委议员,直选议席不过半,令立法会的组成倾向亲政府,无法有效发挥监察政府的作用。而澳门《基本法》没有双普选承诺,亦令澳门的民主政制发展缺乏目标,停滞不前。

区锦新表示,澳门目前的房屋问题,最能体现“商人政府”倾重商界利益造成的社会问题。澳门在主权移交后,私人楼价飙升,经济房屋一直供不应求。以2013年为例,有超过四万个家庭申请经济房屋,但政府提供的单位就只有1900个,相当于22个家庭中,才有一户幸运儿,可以以低于市价置业。

区锦新说:“政府手上既有土地也有大量资源,但怎么都不愿多建经屋(经济房屋),导致很多市民非常困扰,很明显目的就是为了保护房地产商人的利益,而导致这样的做法,就是偏重于商界。”

亲共团体渗透社会各阶层

区锦新由1989年起踏上政治生涯,1999年前曾任澳葡政府时期的市政议员,到1999年后多次连任立法会议员,一直监督政府施政。但他慨叹,1999年后,监督特区政府,比监督澳葡政府更加困难,原因是澳葡政府相对宽松,但特区政府上场后,就和在“一二三事件”后垄断民间社会的亲北京社团,组成“管治联盟”,安排社团代表进入行政会、立法会及各种政府咨询组织,并以各种基金,以公款资助社团,共同分享政治和经济利益,令亲北京力量壮大,从而对抗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以及监督社会的力量。

区锦新说:“亲北京系统垄断澳门民间社会这么多年,也令很多澳门人对北京政府比较信任。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民主派提出普选诉求的话,其实没有足够的民间力量去支持,变成有点曲高和寡的情况。”

学术自由步步受压

在教育方面,2009年中国国务院把珠海横琴岛东部一幅约一平方公里的土地,租借给澳门政府,兴建澳门最高学府,澳门大学的新校区,并批准按澳门法律管辖。新校区在2013年正式启用,比原校大20倍。时任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张裕形容,新校园是中央送给澳门的一份厚礼。

然而第二年,澳门大学就传出打压学者的丑闻。一向敢言,并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的澳门大学前政府与行政学系副教授仇国平,2014年被校方通知不予续约,相等于被解雇,令外界关注澳门的学术自由情况。仇国平当年曾批评政府提出的政制发展方案保守,之后被亲北京立法会议员去信校方投诉,校方召开纪律聆讯,最后指他违反大学专业操守指引。

仇国平说:“他(校方)不会说你有些什么你不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研究,但当你做了一些事情让他觉得不应该、不适当,他随时都可以介入,而这个介入可以是很强烈,因为始终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澳门的大学教授是没有终身聘用的,要解雇一个大学教授都是很容易的。所以大学教授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自我审查都是很明显的,或者制度上不能有效地保障学术自由。”

中共党员入主澳门大学

而在2017年,原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宋永华,获特首崔世安委任为澳门大学校长。他是中共党员,而当时澳门大学校董会只推荐了宋永华,作为澳大新校长唯一候选人,被质疑缺乏严谨的全球公开招聘及遴选机制。

仇国平说:“在大陆找一个党员来做校长,意味著什么呢?给我的感觉就是,似乎政治上的监控,政治上的控制,高于学术提升方面,所以有了新校园是否代表提升了学术水平呢?我倒不觉得。”

仇国平曾在2012和2013年撰写澳门人权报告,他表示现在的澳门,无论是在新闻自由,还是政治权利上,人权情况都不断变差。新闻自由上,官方对澳门传媒的操控愈来愈明显,由原来的传媒自我审查,变成官方直接下指令,更在习近平访澳前夕限制中外记者入境。全城安装“天眼”人面识别系统,监控个人私隐,法院也难再推翻警方有关公众集会的决定。

仇国平说:“前几年,澳门至少都会做个样子,去做一些政治改革的咨询,后来就(在立法会)加了两席的直选议席和两席间选议席,现在连这些门面功夫都不去做,所以在人权方面,澳门已比不上以前。”

20年过去 路该怎么走下去?

社会问题未解决,民主人权受压制,澳门的民主发展还有空间吗?区锦新表示,他们仍会努力维持澳门社会上争取双普选的声音,而方式可能是用民生议题,让民众反思政治制度的重要性。

区锦新说:“政制上难以即时改变的时候,如何争取在民间社会,去推动公民社会的成熟,推动公民社会的发展呢?例如我们很多时候会用一些民生的问题,去带动民主诉求。举个例子,为何政府手上有那么多土地,这么多资源,为何不愿意多建公共房屋呢?这个很明显,要引渡市民明白到这是因为政治体制的问题。如果行政长官是普选产生而不受小圈子利益集团影响时,可能政府愿意多建公共房屋去抒缓或解决市民的需要。”

苏嘉豪就认为,澳门2014年的“反离补运动”,其实就是一次民间反抗力量的爆发,而除了这一次引起国际关注的抗争以外,其实澳门的抗争一直都没有停过。从1999年后持续多年的工人运动,到现在愈来愈多年轻人对环保、动物权益以至性别平权等议题发出呼声,虽然未必足够引起外界关注,但小城却在不知不觉间,种下反抗的种子。

苏嘉豪说:“反抗的意识是一直存在的,随著大家的教育水平高了,大家的见识多了,接收的资讯愈来愈快、愈来愈流通,这一些反抗的意识是可以传播,可以成长的。所以我们在地时,我发现很微观去看时,一直都有这些种子,下一个开花会是何时?没有人会知道,我觉得每一个脚印都是来日的历史。”



转自《看中国》
    来源: 看中国 责编: K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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