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闻

大约100年前，1917年3月下旬的一天，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大都市纽约，一位性格外向的9岁小男孩，因为白喉病已经在家里闷了多天。

这一天，小男孩终于恢复了，急不可耐的想要出去玩，在得到妈妈半个小时的允许后，他穿得暖暖和和的出了门，而妈妈在家里为即将到来的远行收拾行李。

但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了，小男孩却还没有返家。妈妈急切的打电话给小孩子的爸爸。

这位爸爸就是鼎鼎大名的托洛茨基（Leon Trotsky），他是苏联的两位创建人之一，仅次于列宁之后的第2号人物。7个多月之后，他将在俄国圣彼得堡发动一场政变，推翻俄国的临时民主政府，建立布尔什维克专政。他随后还将创建红军，打赢俄国内战，保住初生的苏联，因此他又被称为红军之父。没有托洛茨基，很可能就不会有苏联。

短暂的美国生活
托洛茨基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者，他主张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发动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在斗争问题上，他拒绝任何的妥协。托洛茨基有超凡的文才、口才和领
导力。

但这时候，37岁的托洛茨基却是和他的妻子纳塔莉亚．塞多娃（Natalya Sedova）以及他们的两个儿子（11岁和9岁）住在纽约。

严格的说，她并不是他的妻子，因为他们从未正式结婚。托洛茨基在俄国还有一位正式结过婚的妻子，他和这位正式妻子还有两个女儿，只比这两个儿子大几岁，那时分别是17岁和16岁。

托洛茨基的两位男孩，从幼年起就跟著父母东奔西走。因为父母都是马克思主义信徒，信念就是推翻“资产阶级政府”，所以他们全家经常被从一个国家驱逐到另一个国家。

10个星期前的1月13日，美国接纳了托洛茨基一家。在这里，托洛茨基可以自由的撰稿、发表演讲，一家人租住在一间条件还不错的公寓里，两个儿子也喜欢并适应了美国的学校。

托洛茨基在1月15日曾写道：“我真的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我感激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她的境内接受我。”离开纽约尽管在纽约的日子是十几年来最安稳的，但现在托洛茨基已经急匆匆的买好了回俄国的船票。再过几天，3月27日，他们将放弃在纽约的安定生活，举家返回俄国。因为就在3月16日，俄国沙皇宣布退位，俄国临时民主政府成立。托洛茨基急于赶回去，为的是要从临时政府“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完成“未完成的革命”。

男孩走失后的3个小时，电话终于响了，是从警局打来的。原来在男孩迷路后，一位好心的路人把他送到了警察局。当妈妈和11岁的大儿子赶到警局时，9岁男孩正在和一位警察开心的下棋，嘴里还嚼著警察给他的口香糖。

警察看到纳塔莉亚到来，也很高兴，如释重负。托洛茨基后来在自传中回忆这件事时写道:“她在警局受到了很热情的接待，像一位被期待已久的客人。”

在美国这个奇怪的地方，陌生人会对陌生人伸出援助之手，警察会和蔼热情。他们对纳塔莉亚就像对待友好的邻居，对这位小男孩就像对待新交的好朋友。俄国有一天也能变成这样吗？

托洛茨基显然相信，俄国的未来会更好。在托洛茨基出发的前一晚，纽约的社会主义信徒们给托洛茨基举办了盛大的告别派对，托洛茨基发表了两个小时的演说，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正在进行的一战，展望了美好愿景，人群的热情因之达到顶峰。

在演讲的最后，托洛茨基说:“我要回到俄国推翻那里的临时政府，并停止与德国的战争。我希望你们这里的人们能够组织起来并继续组织下去，直到你能够推翻这个国家（指美国）的该死的烂透了的资本主义政府为止。”

妻子、儿子、女儿但是，随后的命运对这位名叫谢尔盖（Sergei）的9岁小男孩却是残酷的。在随父母返回俄国后，长大成人后的谢尔盖没有从政，他成了莫斯科技术学院的教授，并发表了几篇技术论文。但是随著托洛茨基1927年被史达林开除出党，1935年谢尔盖也被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里，他被释放了一段时间并被允许担任工程师，但是随后他被重新逮捕，送往劳改所并被处决。

说到流放，在35年前，托洛茨基自己也曾因组织非法工会，被沙皇政府宣判流放西伯利亚4年。但沙皇的西伯利亚显然要比“无产阶级”的西伯利亚温暖的多，托洛茨基不但能在被捕期间和他心爱的女孩——第一位妻子结婚，她也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两人还被允许在西伯利亚住在一起。

在那个时代，流放西伯利亚只是意味著在必须在那里居住，并不是要待在监狱里，被流放者可以有自己的工作，沙皇政府还会在房租、食物上给予一些补贴。这对新婚夫妻利用这段时间继续阅读学习社会主义著作，并孕育了两个女儿。两年之后，1902年，他们决定让托洛茨基只身逃出西伯利亚、逃出俄国，追求所谓“伟大的革命事业”。

除小儿子谢尔盖外，托洛茨基的另一位儿子和这两位诞生于西伯利亚的女儿也是早早死去。在谢尔盖被苏联当局处死两年后，谢尔盖的哥哥莱奥（Lyova）1937年也在巴黎死于苏联特工操纵的私人诊所。

托洛茨基的次女尼娜（Nina），于1928年在莫斯科死于结核病，那时托洛茨基已经被史达林流放外地，所以他无法见她最后一面。

大女儿吉娜（Zina），于1931年被允许离开苏联与托洛茨基流亡土耳其，但却只允许她带走她的两个孩子中的一个。

吉娜患有抑郁症、肺结核和其他疾病，她于1932年前往柏林接受治疗。在这里，她得知苏联已经剥夺了她的国籍，而且显然是在苏联的压力下，柏林命令她离开，因为无法再见另一个孩子再加上绝望的处境，抑郁的吉娜自杀于柏林。

托洛茨基的第一位妻子则于1935年被捕，并被再次流放到她和托洛茨基曾经度过新婚岁月的西伯利亚，一开始她还偶尔和外界有书信来往，但在1938年后外界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应该也是被苏联当局处决了。

托洛茨基本人也于1940年8月在墨西哥城，被苏联特工用一把冰镐残忍的砸碎后脑头骨，第二天死于医院。直到死前，托洛茨基还一直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万恶资本主义”的“革命事业”而斗争。

只有托洛茨基的第二位妻子纳塔莉亚得以善终，她在托洛茨基死后，继续留在墨西哥城，又过了22年，她在79岁时去世。

遭自己的革命志业吞噬托洛茨基在1913年，作为报导巴尔干战争的记者，曾经写道:“我们的后代……当他们从历史书籍中了解到资产阶级解决争端的方法时，他们会感到恐怖。”

讽刺的是，回顾托洛茨基悲惨的一生，以及他和列宁建立起的苏联，人们会发现再也没有什么是比托洛茨基所倾注一生的“革命事业”更加恐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