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莫须有的标语毁了一生
2019-11-16

文︱铁流

有一天,我从贵州独山回到成都家里,未即休息,手机就响个不停,对方热情地说:你是铁流老师吗?我在网上看了你不少文章,十分佩服你批毛的勇气,赞同你的看法:中国一切政治灾难,始于共产党的歪理邪说。这个歪理邪说不清除,国家永无宁日。

他说,我叫李久第,温江人,百度上一搜就知道。我八岁打成“反革命”,十一岁送进劳教所,在沙坪劳改农场大堡作业区整整关押了20多年,直到2004年才经温江区和成都市两级公安部门宣布彻底“平反”。今天在网上找到你的电话,你在北京吗?

我回答:在成都。

在成都?对方显得十分高兴:我能不能来拜望你?有许多事想向你请教请教。

下午两点,他和另外两个朋友如约而来。

现年67岁的他,个儿瘦小,两眼炯炯有神,说话有条不乱,显得精明能干。我们的交谈自然从他8岁打成“反革命”开始。

8岁的“反革命”
8岁,是个什么概念?当爹妈的都清楚,说话吐字不清,夜里还尿床湿裤,能是“反革命”吗?除非是“天方夜谭”的“天非夜谭”。然而共产党治下的“新中国”,却真有这样“天方夜谭”的“天非夜谭”。

他的爷爷李照甫,是温江西区的区团长;父亲李柏筠,是温江县参议会副参议长;二爸李华芝,是国民党时期一个等级不太高的副司令员;三爸李少康,是成都青羊宫汽车站站长;母亲赵淑筠,49年前曾担任过温江县妇女会理事,代表温江县出席过四川省妇女代表大会;一个表舅舅,去台湾当了空军飞行员。还有他父亲曾与南下解放大军对抗过,一直生死不明。

这样一个家庭,这样一个出身,在那个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没说8岁,纵是5岁也难逃此一刼。

1954年的一个晚上,温江县城区出现一条“打倒共产党”的标语,“眼睛雪亮”的公安,将他以“现行反革命”抓捕,可审去审来,一个不会写字的娃娃怎么会写出“反标”?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关了一个晚上狠心放掉,但李久第的档案上却记上了这一条。

四川话“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初十五”。三年后的1957年“反右斗争”,11岁的他,一天不明不白地被从家里抓走,关押到成都市致民路新村四号收容所,几天后与一大批右派分子送到峨边县沙坪劳改农场大堡作

业区“劳教”。一去20多年,失去人生应有的一切,伴随他童年、少年、青年的,是无边可怕的饥饿、劳累、折磨,与他岁月共舞的是,记不清的批斗、捆绑、打吊……

“党国体制”的绞肉机
“无产阶级专政”对人从无人性可言,“党国体制”这架绞肉机,总是把人的活力与聪明才智绞杀尽净。

我自己的劳教第一站就是沙坪劳改农场,对它的残酷与血腥深有体会,称它是“埋葬右派分子的天然坟场”。五、六十年代那里有近万名右派被“劳改”,后来生还的人不足半数。

至于大堡作业区是小劳教改造的集中地,3000多名不足16岁的孩子,在“三年人祸”年间竟活活饿死了2000多人。李久第是经历者、也是灾难的证人。

共产党给中国人民造成的大灾大难,是任何权力掩盖不了的。

李久第告诉我,他被白白关押“改造”20多年,不但无任何法律手续,更无起诉书、判决书,甚至连审讯笔录也没有,仅仅是当政者一言半语,而这些一言半语又不记录在案。

到底谁要关押他?又是谁要整他?他十分感慨地说:中共的“党国体制”,借助阶级斗争发威,制造出一个仇恨的泥潭。无论谁掉进这个泥潭,生命立刻连条狗都不如。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又有哪一个中国人能够躲过这个泥潭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国家主席刘少奇是这样,“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也是这样,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彭德怀与贺龙也是这样。

《大堡小劳教》的悲歌
80年代初李久第“清放”回家,他从来没有放弃过抗争,几乎每一天都找相关单位说理,再不就呼吁投书。从区上到市上,再到省里、中央,反反复复几十次、上百次,为的讨个无罪关押几十年的说法。

到后来有关部门怕了、胆怯了,2004年春,温江区和成都市两级公安部门不得不对他作“彻底平反”的决定,一次性补偿四万元人民币,从劳教之日起计算工龄,为49.82年(即49年8个月另2天),以50年工龄“退休”。现在他每月可在社保局领到2600元的退休工资和相关医保,还在温江区街上开设了一家婚纱影楼,生活得十分不错。

相较而言,比一些右派的日子好过,不少右派每月退休工资才千余元。这是当政者的“关怀”呢,还是他斗争的结果?似乎是个未解的谜。

李久第说,在成都市温江区的大街上闲逛,他一贯是昂首挺胸,大踏步行进,完全没有那种曾经置身于“大堡小劳教”行列中的自卑感,为什么?因为从诞生之日起直到今天,他都是一个无比干净的人,没有任何犯罪犯错纪录。

他甚至认为:我出身于这样一个上辈全部是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家庭,并不是我的不幸,而是我的荣光。为什么?这血统好呵!只不过你得要承认:国民党打了败仗,退守到了台湾。啊!什么叫做命运,什么叫做天意,你李久第这一下子体会到了吧!

李久第说:我常常想,作为“大堡小劳教”中的一员我有资格吗?资格我还是有的,尽管当年我什么法律手续都没有就到了沙坪农场这个劳教集中营,没有劳动教养通知书,没有刑事判决书,没有我的手指纹印,也没有我的亲笔签名划押,就连最起码的询问笔录也没有只言片语,我妈妈当年肯定也不可能申请我去劳教,因为我是一个特别听话的乖娃娃,不然的话为什么今天我会被彻底平反呢?然而,这一切不都正好说明和佐证了劳动教养是一部恶法吗?

编按:1958年,中共在四川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关押了几千名“劳教儿童”,后来造成未成年儿童大规模死亡事件。谢贻卉导演以寻访幸存当事人的纪录片《大堡小劳教》,追忆这段劳教黑幕。读者可在YouTube搜寻观看《大堡小劳教》。
    来源: 看中国 责编: K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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