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 修诚克己不自懈 精诚所至金石开(3)
2019-01-29

文︱赵长歌

1934年10月,第五次围剿将共军在江西的根据地彻底捣毁后,由赣南突围出的共军开始逃窜,冲过各地国军的追击堵剿,于1935年10月狼狈万状抵达陕北。共军刘志丹在陕北盘据多年,赣南残部逃来后,共区合并。陕北之地贫瘠,共军供应困难,弹药缺乏。

入晋剿共功成弗居
1936年2月,毛泽东、彭德怀、林彪、徐海东、刘志丹等分率两万余人,倾巢窜入山西,以图发展。他们窜晋计划,除了颠覆山西当局的统治,席卷晋南富庶之区外,还希望进出冀察绥等省,掀起国际纠纷,促使中日战争尽早爆发,所以口号是“东行抗日”,目的是狡诈取利。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境内名山大川、古迹众多,长期是列国争雄之地,民国建立以来,为阎锡山所治。当时阎锡山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晋绥军政负责人。共军突来窜犯,山西情势危急。阎锡山当即召高级将领开会,会上意见不一,最后勉强决定请中央军即刻入晋协剿。蒋委员长指示入晋兵力以不超过晋省兵力为度。

阎锡山派三名山西代表向蒋委员长请派一名高级将领入晋统一指挥中央军。蒋中正提出刘峙、卫立煌,山西代表没有接受。适逢陈诚晋见,委员长又提陈诚,并令陈诚将剿匪经验报告阎副委员长后即回。三人表示赞成。

陈诚入晋与阎锡山晤面后,相谈投契,阎锡山决定留陈诚不要走。陈诚见阎锡山出于至诚,答应暂留随时提供意见。阎锡山随即建议蒋委员长将中央军与山西部队,编为两路剿共军,要陈诚担任第一路剿共军总指挥,委员长电复同意。

为免引起猜疑或误会,陈诚以三事告第一路僚属:一是绝对服从阎副委员长的指挥;二是竭尽智能辅佐进剿共工作;三是严禁干涉地方行政(注:此为简述)。

陈诚所率第一路军的剿共战事分三期进行。共军素称精锐之第二师第四、第五两团,几乎完全被消灭。剿共战事于当年5月告一段落,共匪被逐出山西,狡谋未能得逞,余部窜回巢穴。

此次入晋协剿,使中央与山西、部队与民众之间,建立了互信的基础。自此以后,虽经过许多事变,山西与中央始终不渝,这是两方诚意互信的一种极大收获。陈诚对此相当欣慰,以老子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自勉。

边区剿匪内忧外患
晋西剿共刚告结束,阎锡山副委员长以共党虽窜离晋境,但并未消灭为由,电请蒋委员长派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司令”,负责完成剿共未竟之功。

1936年6月1日,四省总部成立,汤恩伯任第一路指挥官,关麟征第二路指挥官,第三路指挥官未定,高桂滋任总预备队指挥官,高双成任守备区司令官。次日,两广事变爆发,6月5日,陈诚奉命为解决该事变奔走。

陈诚离开后,进剿仍按原定计划有序展开,部队于当天在绥德附近集中。陕北共军主力分两路西窜:毛泽东、彭德怀、林彪股窜阜城、环县一带,徐海东股窜靖边、安边、定边,其余留瓦窑堡、永平镇。7月2日,汤恩伯部八十九师,激战后攻占瓦窑堡。为防止毛泽东与由江西、四川、湖南逃窜至甘肃的朱德、徐向前、萧克、贺龙股会合,剿共军于9月22日进占延川城。

然而自1936年5月下旬开始,日军就已步步紧逼,增兵华北,先后达九千余人。日军一面强化冀东伪组织,一面唆使王英、德王、李守信扩充蒙军,入侵绥远,以图建立“大元帝国”。四省剿总当即抽调汤恩伯部入绥。剿共军因有力部队的调离,不得不停顿进剿。

陈诚于10月初到香港、广西,与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白崇禧等商议协力抗日;10月中旬,回南京复命;10月下旬飞回太原,以与阎锡山等共商抵御之策。11月14日,日伪犯绥北红格尔图,23日犯绥东武川,均被国军击溃。

第五次围剿,国军消灭赣南共区,图为共军逃 窜路线。

千古奇变功亏一篑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于西安华清池制造事变,震惊中外。本来西安事变之前,曾万锺、胡宗南等部及第九十七师军已布于同心城及盐池一带,阻共军于西北;四省剿共总部所属各军军布于陕北及沿河一带,阻共军于东北;蒋委员长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命张学良东北军会同杨虎城西北军第十七军剿共,阻共军南窜,合围之势已成。

国军围剿共军多年,除了第五次围剿,一至四次围剿,因当时共匪盘踞地江西三面的福建、广东、湖南三省都不能为剿共军事尽力,而未能作“围剿”部署。第五次围剿以来,国军步步紧逼,至此正是剿灭共军残部的千载良机。

张、杨竟于非常之时制造这场千古奇变,使8年剿共未竟之业,功亏一篑!曾于1935年问陈诚,剿共“何以如是之难”的胡适说:“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很快就可以消灭了……西安事变对我们国家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事变时,陈诚与委员长同时被扣,事变后,陈诚负责改编张学良、杨虎城部队。

西安事变后,在“共赴国难”的招牌下,共军摇身一变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共军首领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八路军成立之初,人数约2.5万。抗战开始前,共党在陕甘边区盘据之地,不过20多县,人口约100多万。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共产党不仅没有因抗战损伤,反而壮大了。1945年,毛泽东在共产党第七次大会上说:“当我准备这篇报告的时候,我们的正规军已经扩充到91万人,民团增加得超过220万人。”“解放区现在已发展得北到内蒙古,南到海南岛,包括有19个省分,和9550万人民。”这些省分有: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和福建。

西安事变加上8年抗战,造成中国情势大变,国共实力差距缩小,共党势力范围扩大,以至在国共战争中的戡乱时期,战场范围广大,分为东北、华北、中原、苏鲁、陕甘宁、华东6大战场。开始时双方都没有显著的压倒优势,但自从济南易手,局势江河日下。一方面济南为山东心脏,济南丢失,山东成为一块死棋,国军打通津浦,连贯南北的战略目标全然绝望。另一方面,共军抽出山东的兵力,加在哪个战场,就会造成那里的显著优势。

东北戡乱千难万险
日本侵华,由东北开始;抗战胜利,中华民国东北主权遭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出卖。当国军开到东北执行接收时,工业设备和物资已被苏军劫掠,土地已遭中共渗透盘踞。

当时东北党、政、军、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势都十分复杂严峻。国民政府本来派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负责接受;杜聿明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主持军事,以期军政分离,协调合作。不想合作未成,却互相牵制起来。在魏德迈考察东北后,终于促使蒋中正下决心罢免二人。

为了改善东北战局,1947年8月,蒋中正先委任李宗仁任东北行辕主任,李提出了两个要求,蒋均难以满足。蒋又委任白崇禧,8月23日,白致电蒋:“东北环境,职知之甚深;东北形势,更为中外所重视,职有自知之明,决不能胜此重任,请另委贤能;职并非畏难苟安,曾经考虑再三,方敢出此。望钧座慎重考虑,并恳宥其愚忱而宽恕之。”

蒋中正再派陈诚,陈诚受命。

对于当时的情形和想法,陈诚在给林蔚的信中写:“当时东北情形,虽然刚在四平街打了一个胜仗,但就整个大局来讲,绝对无法挽救,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可是你也不来,我也不来,要主席自己来吗?所以我之此来,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种行动。”

9月1日,在东北战局的艰难时刻,陈诚到达东北。之前,共军已经发动过5次攻势,9月6日,共军发动了第6次进攻。共军这次攻势由林彪指挥11个纵队,兵力约40万人,国军约20万人,未达共军半数。这场历时4个月的对战,重大战役包括包围沈阳战役,再犯沈阳战役,永吉、北宁路战役,公主屯战役。

1948年2月5日,陈诚劳心劳累胃疾复发离沈飞南京,随后转上海就医。3月29日,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陈诚因病未能出席,不料被共党渗透严重的大会上,竟有代表提出,不斩“陈奸诚”不足以谢天下。可见,当时不仅战局艰难,时局也十分险恶。6月12日,陈诚于江湾国防医学院施行手术,因医生坚嘱以易地疗养为宜,10月6日飞抵台北。

陈诚离开东北后,卫立煌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匪总司令。10月,共军犯锦州,廖耀湘率国军精锐9兵团奉命解锦州之围,卫立煌拒不执行蒋中正的命令,“贻误戎机达十三日之久”,致使廖部全军尽覆。11月2日,东北陷落。

金门战役历史奇迹
1948年12月,陈诚出任台湾省政府主席。1949年10月17日,厦门失守,陈诚认为,金门全境多山,宜于构筑工事,对防卫台湾及反攻大陆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是军事上必争之地,厦门既失,金门万万不容再失。

当时胡琏新整训的第十二兵团有个8师,国防部核准5个师,另外3个师粮饷补给,未予承认。陈诚见有机会,乃建议总裁蒋公将此3个编余的师调台增防,粮饷补给,由台省供应,总裁核可。这三个师所属十八军即调防金门,这也令共谍和共军未能获悉金门实际防守兵力。

10月24日晚,共军大举渡海来犯,使用兵力计8个团和其他特种部队,约2万余人。其进犯第一梯队由共军第八十二、八十四、八十五各师抽调久经战斗部队所组成,进犯金门,势在必得。金门镇守陆军在海军、空军、战车部队协同作战,密切配合,陈诚任第一任军长的十八军在高魁元军长指挥下参战,最终国军全歼登陆共军。

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每年都有庆祝活动,当时全省运动会在当天举行开幕典礼。陈诚记述说:“我怀著沈重的心情,步上主席台,念金门战事的胜败,关系台湾基地的安危,使我心情更加沉重。而台下十余万军民同胞,都是和我同忧乐的,我正不知拿什么话来慰藉他们才好,适侍卫告我前方有无线电话打来,接听之下,知道金门痛击犯敌,我军已稳操胜算,这一消息,使我惊喜过望,有非言语所能形容者。我回到主席台时,刚好由台南传递之运动会火炬,抵达主席台前,我即当场宣布金门大捷消息。于是台下欢声雷动,距跃鼓舞,历久不止。平生经历最动人的场面,未有过于此时者。”

金门大捷是戡乱军事以来,最成功的一次歼灭战,这场关乎台湾生死存亡的战役,不仅让军民士气大振,中外观听,都认为是一大历史奇迹。
    来源: 看中国 责编: Ki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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