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年轻人：

这样称呼你不知对否，但我感觉你如果不是个年轻人，就可能是个神父。因为只有这两种人才可能对人的临终想法感兴趣，多数中年人已被日常生活麻醉了。

作为一个死刑执行官，我就曾麻木地生活了几十年。现在我已不能确定自己还能在世多久，因为我患了白血病，虽然骨髓移植有可能救我的命，但我不打算这样做了。我希望早一点离世，因为在我的一生里，被我亲手结束的生命太多了，尽管那是我的工作。我现在年龄越大，越明白这一职业罪孽之深重。

我出生在布鲁克林，工作需要我成为了死刑执行官

我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家里有7个兄弟姐妹，我排行第五。父亲给一个犹太人开的肉店打杂，母亲给几家人帮佣。他们终年在外工作的时间很长，照顾我们的时间很少。我父亲有一副公认的好嗓子，但是生活的窘迫使他年轻时曾一心要当歌唱家的梦想彻底破碎。

从我有记忆起，他每次回到家必定酗酒，酒后必打母亲和我们7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我的几个兄弟经常在外面打架、偷盗，其中两个常年进出少年管教所。而我则生性内敛沉默，为了改变命运，中学毕业后我考进一所警察学校，毕业后便在纽约州联邦法院当了一名法警。我看似成了我家最有出息的人。

几年后，由于需要，我被培训为注射死刑执行官，随后一干就是二十几年。我虽然属于不易动感情的人，但在刚开始工作时，目睹自己亲手把一个鲜活的生命在一两分钟内完结的整个过程，我的神经和心脏都曾经被强烈地撕扯和震动过，按下启动毒液注射按钮的手也震颤不止。后来，随着执行次数的增多，我的心理反应逐渐趋于平静，习惯最终改变了一切。

我一直这样安慰自己：我不是法官，死刑不是我宣判的，杀人偿命是本州的法律，我只是个执行法律程序的工具而已。不过，即便如此，每次看到躺在死刑床上的人濒死前的表情，任谁都难以无动于衷。他们几乎每个人的眼睛里都会在那一刻出现对死亡的至深恐惧，对自己的绝望和悔恨；他们多数口中念念有词，应该是在请求上帝的宽恕。

也有人能够在最后的时刻忽然平静下来，似乎已能坦然地接受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惩罚；还有的则带着极为恐怖的表情离去，人还未被注射毒液，已经因为恐惧导致全身僵硬，提前失去了意识。

妻子的去世让我反思自己的生活

不断见证一个个生命，很多都是年轻的生命在自己的手中消失之后，即使已经习惯，每次行刑后的那一天下班后，我必会出去喝酒，以帮助自己忘记那些绝望的脸，并在晚上睡觉前必定出声地祈祷。酗酒减压大概遗传自我的父亲，只不过我们各自为了不同的原因而已。我就这样靠酒精近乎麻木地生活了很多年，直到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重大改变。

在我41岁那年，我的老婆毫无前兆地离开了我，临走时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一起生活，就和被你亲手弄死的人一起生活没什么两样。”我们唯一的儿子马克当时还未成年，只有15岁，受此家庭变故影响很大，一度离家出走，后来因吸毒被管教和强制戒毒。从管教所出来后他就去了西部的洛杉矶，过了很久才来过一次电话，说他在一家电影院里当领位。

我们很少联系，后来听说他结婚又离婚了。我想他恨我就像我恨我父亲一般有着相似的理由，我们其实又都很像：都是能吃苦和隐忍但不爱说话的人，年轻时都有家是必须尽快逃离的监狱的切身感受。

我是从再次变成单身以后才开始过滤自己的人生的，人也似乎对一切开始有了些不同的感觉。我后来再没有结过婚。

47岁那年，一天我照例又一次操作执行注射死刑程序时，蓦然发现躺在死刑床上的那个年轻人的面孔和我的儿子马克棱角分明的相貌很有几分相似，我的手便少有地颤动起来。当然，那个人不是我的儿子，只是有些像。但是，从那次惊吓之后我便开始想，如果马克没有被强制戒毒，他会不会也去犯罪而最终也导致躺在这张床上呢？这个年轻人和马克到底又有多大的不同？

我第一次开始回顾，几十年里，被我亲手送上黄泉之路的几百个死刑犯，大多是年轻人，很多和我儿子年纪相仿。每次执行死刑程序之前，我会被要求阅读一份关于该死刑犯的简单资料。他们很多人因为家境贫穷，或来自离婚家庭，受教育不完整，心理和感情不稳定，或因为吸毒导致独自或结伙抢劫时冲动杀人。当然其中也有蓄意杀人的。

一个貌美而可怜的年轻人让我怀疑自己的工作性质

在我亲手送上不归路的所有死刑犯中，有一个叫斯蒂芬•米勒的年轻白人最令人难忘。他身材高大，金发，长相文雅俊美，从被带进行刑室到他最后生命消失的那段时间里，他脸上始终带着浅而迷人的微笑，眼睛里没有一丝恐惧和忏悔。

他刚一见到我时，很有礼貌地对我点头示意。在他的犯罪材料上我读到，他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是个常年值夜班的护士，从小和他在一起的时间非常少，婴幼儿时期是在无数个保姆的更换中长大的。这个护士母亲独自养家辛苦不堪，心情总是不好，对自己羞怯内向的儿子从小就管教异常严厉，经常指责和羞辱他胆小怕事，不能担当，不像个男孩子。这个年轻人在成长期间几乎不知道亲情和爱是什么，除了一个又一个没有人陪伴且充满了无边恐惧的黑夜，以及必须独自适应的无尽的孤独。